伊藤詩織：紀錄片是改變的一部分

2015年，伊藤詩織被上司迷姦後，露面公開事件，事件引 爆非但無法成功把疑犯送入監牢，還被不少民眾責罵。朋 友告訴她，你不可能在日本工作了。兩年後她把經歷寫成 書，勇敢地以文字反擊，著作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事發距 今九年，在歐洲生活和工作幾年的她，終於完成《黑箱日 記》的紀錄片，來港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

再次翻起自己的傷口，為什麼？

TEXT & PHOTO（PORTRAIT）BY 何兆彬
VENUE：THE MIRA HOTEL HONG KONG

絕不後悔

離開日本後，詩織在歐洲工作，去年移居到德國柏林，「我不確定自己還能否快樂地在日本生活，這件事一直在困擾我。」事件過去九年，但陰霾一直沒有離開過她，「有時我還會驚恐症發作，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我感覺無法完成這部影片。」縱使如此，她對於寫書、拍紀錄片並不後悔，「近日我開始學習泰拳、Kickboxing……我很投入練泰拳，如果你太用力，你出不了拳，根本打不好，你要常常保持放鬆。所以我比之前更放鬆，也許更脆弱，但我不太擔心。」

伊藤詩織1989年在神奈川縣出生，在紐約修讀大學，念的是新聞和攝影。畢業後回國工作，2015年，TBS電視台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邀她晚飯，說要相談公事，不疑有詐，她赴約了，晚飯時上廁所後，她開始覺得暈眩，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被對方性侵。事情發生後，詩織曾經報案，報案過程尤其讓人感到差辱。警方一直用懷疑的態度問她手上沒有實在證據，否則難以以刑事起訴對方。經過兩個月搜證，包括找來當天把二人送到酒店的的士司機，酒店的門僮，酒店保安系統攝下她被拖進酒店的片段，證人和基本證據都有了，原本要拘捕山口，最後一刻，東京警方卻叫停了拘捕行動。據日本傳媒報道，這是因為刑警部長與日本內閣交情甚深之故。文明日本，竟然如此黑暗？

詩織從一開始已公開自己的相貌和身份，反而惹來不少攻擊。2017年她把整個過程寫成《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一書，書名來自調查過程之中，一名探員以BlackBox（黑箱）來形容調查過程，因為對方勢力龐大，整個檢控過程無人得知細節。同年她以民事方式入禀，控告對方性侵，2019年，法庭裁定詩織民事索償勝訴。

紀錄片比書難得多

著作出版七年，為什麼紀錄片會花那麼多時間才完成？「書我花三個月就寫完了，書中集中寫調查過程，我也盡量以記者身份寫作，沒有加入太多情感，除了調查，還有一些關於日本社會的內容。但電影是一個更加個人的作品，談論它的困難度也更高。所以我需要一些時間，更多的時間來處理它。」

看《黑箱日記》，會發現詩織從調查一開始就把所有過程拍攝下來，她在家中接電話、見律師、做調查，或跟片中起了關鍵作用的「A探員」對話，全都拍成片段。她說最初只是想保護自己，還沒有想到要拍紀錄片。而且當年她在電視台工作，一直有這個習慣。「我經常被我的朋友或同事拍攝，所以我並沒有特別感覺，一切都很自然。」相較之下，剪接卻是個挑戰，「我們花了四年時間進行剪接，這是個巨大的挑戰。我需要考慮到在片中表達多少情感，應該留什麼，剪什麼。我回看所有的日記，試着回憶起當時的感受。」痛苦的是，她必須回看那些不想不願看的鏡頭，「我意識到已把內心的真正感受丟在了身後，作為倖存者，這部分最難，因為我必須回憶起許多我不想回憶的事情，必須觀看我不想看的鏡頭。」相比之下，詩織說寫書可以保持一定距離，把它當成報導，心理上較易處理，「但紀錄片就像是一種慢速新聞報導。」

技術上，紀錄片不能只放聲音，每一段錄音，你都得配上畫面。詩織說自己有點過動症，一直有點坐不住，紀錄片另外找了剪接師幫忙，「剪接很花時間，我們手上有400小時的素材！」

非常孤立

傳媒及大眾都形容詩織站出來，是多麼勇敢堅強，但她直言並非如此，「人們常常說我非常堅強，但其實我非常脆弱，幾乎崩潰，只是勉力存活下去而已。作為一名紀錄片製作人，我只想保持誠實，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在片中我覺得我可以談論這些，在書中我無法做到這一點。」

詩織說，傳媒都形容她是公開被侵犯的第一人，其實也不對，「之前也有其他人，只是可能沒有那麼多報道，或者案例有所不同。有女性試圖發聲，但被社會忽視了，或者媒體試圖不作報導。」所以，傳媒是有意掩蓋這些事件？「不完全是，它可能是被刻意掩蓋了，也可能是傳媒想保護當事人，以至她不會被羞辱。」

詩織由第一天公開事件就備受攻擊，網民甚至會討論她在記者會上的穿著，批評她沒有扣好胸前所有鈕扣。對於她的遭遇，有人認為她是自招的，也有人指她在自我宣傳，整個過程，她感到孤獨嗎？感到在跟整個日本社會對抗嗎？

「我感到非常孤立。」片中說到，有人認為你公開事件是在攻擊日本政府？「我聽說過這講法。這是一個相當孤立的經歷，因為人們從來沒有真正聽過女性作為倖存者講述性暴力或強姦案的經歷，這是一個相當受到污名化的話題，大家覺得你應該感到羞恥。但半年後，Metoo運動在日本以外爆發，我感受到支持，不再是唯一受害人。雖然，MeToo在日本沒有變成一件大事。」

教育男孩，而非女孩

詩織站出來後，讓世人知道很多令人驚訝的事實：在日本，被強姦後報案的受害者只有4%，因為法律上對被侵犯者十分不友善，警局裡沒有女警替你落口供，男警還要用一個真人比例的公仔，要你演示侵犯者對你做的所有動作。在日本沒有強姦罪，它只有侵犯罪（需舉證對方有使用暴力及威嚇），若受害人未成年，犯行更只叫「惡作劇」。2017年，日本修改了強暴罪的定義，但它仍然未達國際標準。2020年，多宗強姦案疑犯都被判無罪，引爆了日本花朵運動。

公開事件後，詩織覺得日本社會有發生變化嗎？「我認為媒體對如何處理這些案件、如何報導它們，變得更加有意識。大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已經改變了，我們意識到性暴力每天都在發生。人們對的看法已經改變了。我希望這影片能成為改變的一部分。因此，我才製作這部電影。但是你知道，若法律不改，警察和檢察官對待這種案件的方式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因為警方是根據法律而行動的。」

詩織透露，自己第一次被性騷擾時只有8歲，當時她在泳池，被人在後面摸了一下，「當時我穿着比基尼，我是個小孩，然而我朋友的媽媽告訴我，這是因為我穿着這麼可愛的比基尼。那一刻，我意識到，我不應該這樣做，這是我的錯！在日本，如果你穿校服坐火電車，幾乎每天都會遇到這些情況，那幾乎是我們每天的話題，但我們不能做什麼。報警也不會怎樣，所以的確，大家有點習以為常了。」2015年她被性侵，那一刻她覺得受夠了，必須還擊。

詩織直言自己不喜歡日本人的工作方式，例如女性的機會較少，作為年輕記者，也常被安排做一些自己不願意的工作，當年她的前輩告訴她，頭十年她都不可能做到自己想做的報道。公開事件至今，侵犯者山口敬之仍然沒有被捕，據報導他是日本報界的大佬級人馬，勢力龐大。他與總統安倍晉三稔熟，跟政府高官打了15年的高爾夫球。傳媒作為監督政府的第四權，這方面明顯跟西方文化，差異很大。

詩織公開日本社會這些狀況，難免會受到日本的保守勢力猛烈攻擊，「我愛日本，我認為自己應該這麼做，所以我不大明白為何自己會被攻擊。」她承認自己的抉擇，讓一些朋友離棄了她，「有些朋友，會覺得這樣會對他們造成傷害。但我最好的朋友百份百支持我。」她甚至承認，自己的家人一開始也不是那麼支持她，但後來漸漸好轉，「世界變了，社會在改變，他們對我的看法也有所變化。家人仍擔心我，但他們仍沒有看過這部紀錄片，他們知道我拍片了，但我想跟他們一起在戲院裡看，因為在戲院裡，你不能走動，你必須把它看完。我等待這一刻的到來，這方面（在日本放映）仍需安排。」

詩織到歐洲後，採訪過非洲割禮傳統對女性的侵害。她承認，事件發生後自己的改變難以估量，雖然距離事發九年，但有時要談及仍然情緒起伏。她說日本社會其實不怎談性，總視它為禁忌。這麼一個社會，似乎對女孩完全沒有保障，若要跟日本的女孩或家長說話，詩織會說什麼？「教育男孩，而非女孩。相信自己的孩子。避免對任何事情進行污名化。你可能不太談論性，把它視為禁忌，但你必須公開談論界限是什麼，同意是什麼！」